
木齋
木齋
曾棗莊
韓國強
邱俊鵬
計亞男
林冠群
王琳祥
劉小川
衣若芬
方永江
阮忠
王啟鵬
堯軍
(本報記者 李關平 丁靜 整理)
“平生功業”是反話
有人說蘇軾自認為他一生的“功業”是他貶官黃州、惠州、儋州時期。仕途得意,特別是身處廟堂之上的文學家往往寫不出好作品;只有在他們窮愁潦倒時,才能寫出好作品。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這個意義上,說蘇軾貶官黃州、惠州、儋州期間的文學成就最高是對的。
但如果說這是蘇軾此詩的本意,那就完全理解錯了。蘇軾從小“奮厲有當世志”,一心想“致君堯舜”,他不可能把三次貶謫認為是他的“平生功業”所在。這樣解釋也與此詩前兩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很不協調,所謂“平生功業”完全是反話,也就是一事無成之意。任何名世的文學家幾乎都是悲劇人物,任何傳世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是是悲劇作品,蘇軾也不例外。
他在《初到黃州》詩中自我嘲笑說:“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貶官黃州不是他的“平生功業”,而是“荒唐”“事業”,即無罪被貶。
為什么蘇軾對貶官黃州反應如此強烈呢?這是因為蘇軾在此之前基本上處于順境之中。即使因政見不合,離開朝廷,但在杭州是任通判,是地方副長官;在密州、徐州、湖州都是知州,是地方長官,過慣了“傾城隨太守”的生活。現在卻先被投入御史獄,幾乎賦閑;繼貶黃州,不得簽書公事;生活反差太大了。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名譽會長、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曾棗莊
東坡詩詞哲理深邃
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木齋
蘇東坡開拓了中國詩歌的近代化走向,成為中國近代詩歌的奠基人,可以說是傳統文化中最后的大詩人。與其同一個時代的詩人成千上萬,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黃庭堅等優秀詩人中,蘇東坡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沒有人超越蘇東坡的地位。
蘇東坡最為膾炙人口的詩句中,都是抒發作者的議論而非拘于傳統意象,它們在日常生活的表達中,蘊含著人生、宇宙深邃的哲理,開辟了中國近現代詩歌的走向。從此,中國詩歌的航船以蘇東坡為樞紐,一步步走向了近代、現代。
關于東坡詞的本質,前人多用“豪放”來概括,但若以此概括,則東坡詞的影響僅在蘇辛一條線索,顯然貶低了東坡詞的地位。
貶謫生涯使蘇東坡由身處士大夫中心階層而轉向邊緣化,命運之神將他推向了寂寞的大自然,他在那里重新審視自己深邃的心靈。于是,他不再在意聽者如何聽,歌者如何歌,評者如何評。于是,千古風流人物盡被大江東去的浪濤卷去;于是,那穿林打葉的風雨,再也不能阻擋詞人的一蓑煙雨、吟嘯徐行。東坡詞遂達到一種他人難以企及的境界。
東坡詞之所以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由于東坡詞代表了自范仲淹、歐陽修以來,“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品格的群體覺醒之后的新高度。東坡詞的本質,與其說是詩人的詞,毋寧說是北宋中前期新興士大夫精英文化背景下的詞,是中國一次文學自覺的最為豐碩的果實和最高成就。
東坡精神讓時光失色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常務理事、四川眉山市三蘇文化研究院創作室主任 劉小川
蘇東坡為什么能夠穿越當下直指未來?由于時間短,難于展開說。我想說兩點:第一,蘇東坡敢于挑戰一切不正當的權力。眾所周知,他對王安石變法是持反對態度的,尤其反對青苗法、市易法,因為前者讓全國的農民吃虧,后者使全國的商人倒霉。蘇東坡的總體變革思路和王安石大相徑庭。蘇軾重民生,以民為本,而王安石對朝廷的進賬數字更感興趣。
當時蘇東坡官小,但是勇氣大,交游廣闊,因而影響很大。他兩次上書神宗皇帝,加起來一萬多字,如果翻譯成白話文,有幾萬字之多。其中的言詞很不客氣,他甚至形容宋神宗是:“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老實講,這種敢于直接對皇帝和鐵腕宰相講真話的勇氣,令人不能不由衷地欽佩。
蘇東坡一輩子以民為本,反對一切不正當的權力,蘇東坡是堂堂正正的人,光明磊落的人,不怕掉官帽的人。他悲天憫人的情懷是任何時代的普世價值。
第二,蘇東坡對生活的永不衰減的熱情,是值得現代人視為榜樣的。踏上仕途四十多年,輾轉南北東西,蘇軾始終是一身正氣。“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園乞兒”。蘇東坡就像一個脹鼓鼓的皮球,把皮球按進水中越深,皮球就蹦得越高。
黃州、惠州、儋州,蘇東坡三次受挫,三次文學藝術上大反彈,彈得那么高,那么光彩奪目,那么令人高山仰止!請看他被貶到惠州時寫的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請看他被貶到儋州時寫的詩: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東坡海南笠屐圖影響廣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中文系副教授 衣若芬
東坡笠屐圖許多人都很熟悉,它不只是在中國,在東亞其他國家也非常受歡迎,而且深深地影響到東亞其他國家知識分子對于東坡的認識以及東坡文化的認同。
東坡在海南到底有沒有戴著斗笠穿著木屐這樣的故事,我認為是沒有的。這個故事主要出現在南宋的一些文人的記載或者是筆記小說中,《周子知》、《梁西漫志》、《貴耳集》講的都是東坡在儋耳的事情,或說東坡在農舍里接受了斗笠和木屐,或說是在黎子云家里借了笠屐,細節雖相近,但均是文學形象,不能作史料用。不過故事雖是虛構的,卻也顯示了南宋文人對東坡在海南島生活的想象,表現了他隨遇而安,超然物外,曠達自是的境界。后人因這件事畫了圖,東坡自己也說:“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意怪也。”
東坡笠屐像,大概出現在十二世紀、東坡逝世100年左右。畫像的記錄在南宋以上周子知這些文人的題畫詩中可以看得到。東坡笠屐的故事隨著畫像流傳到了后世,也流傳到日本和韓國。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存的東坡笠屐像不是中國作品,而是日本的作品,現收藏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在中國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東坡笠屐圖,作者是朱知帆。他是1595年的進士,在1619年的時候臨摹了相傳是北宋李工齡的東坡笠屐圖,圖上還寫了東坡屐笠的故事。
因此我們可以說,東坡雖然在海南沒有發生過真正的笠屐故事,但是我們不可以忽略,正是海南的特殊地域背景,或者是文化風俗造成了這樣的一個故事的流傳。通過這個圖像和故事的流傳和通俗化、普及化以后,海南島不僅在中國的文化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東亞的漢文化圈里海南島的名聲也是不可磨滅的。
東坡文化與海南儋州
在儋積極傳播中原文化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常務理事、儋州市東坡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韓國強
紹圣四年(1097),蘇東坡以瓊州別駕之虛名,從惠州貶謫儋州。他居儋三年,不因身負“重罪”而頹喪,積極傳播中原文化,對儋州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蘇東坡居儋“敷揚文教”的史實。瓊州人士姜唐佐久聞東坡才華,遠道來儋州向東坡求學。蘇東坡還動手編撰《書傳》、《易傳》、《論語說》作為教材。以這些作品與學子交流,也使學子大開眼界,增長知識。二、蘇東坡居儋“講學明道”,儋州“教化日興”。據李光《遷建儋州學記》記載:“今于斯學之設也,士皆激發奮勵,求師學古,講先王之道,考六經之文……學者彬彬,不殊閩浙。異時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巍科、膺膴仕者繼踵而出。”李光用文字描繪出儋州那時學風盛行、人才輩出的盛況。三、后人對蘇東坡“文明開儋耳”的評價。《瓊臺記事錄》云:“宋蘇文忠之謫居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是公啟之。”又有明代瓊山進士唐胄《重建儋州學記》云:“瓊之有士始于儋,瓊之士亦莫盛乎儋。”
對三地的推動作用
蘇東坡希望人民富裕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名譽會長 邱俊鵬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每一個朝代都在改革,如果不改革社會就要停止。怎么改?這是中國兩千多年爭論的一個焦點,這種爭論在東坡時代到了高潮。漢有變法,唐也有變法,到宋代也要變法。變法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先為國還是先為民。蘇東坡、王安石之間爭論的焦點在于:王安石追求的是國庫充盈,蘇東坡希望的是人民富裕。另外,蘇東坡堅持和堅信“和而不同”,但是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和”容易,“同”則太難了,有些事情甚至要冒著生命的危險,歷史上因為“和而不同”犧牲生命就為數不少。蘇東坡遇見不公平的事情便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敢于直諫皇帝,敢于勸阻宰相,難免不給自己惹事。蘇東坡對黃岡、惠州、儋州三個地方做了很多事情,這三個地方要提高對蘇東坡人生理念的認識,在舉辦紀念東坡的各種活動時,要宣傳他以民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這些才是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
東坡文化產業發展
媒體要為東坡文化產業發展出力
光明日報光明講壇主編 計亞男
每個媒體都有每個媒體定位的特點,光明日報的定位特點、服務對象就是專家學者,特別是光明講壇,它的服務對象就包括所有的蘇學專家學者。
今年4月到現在,光明講壇刊發了四個整版的文章,其中有曾棗莊先生及韓國、日本,甚至黃岡的學者談蘇東坡的文章。作為光明日報的一員,能為蘇東坡文化做點事情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馬上要進入二十一世紀新的十年,這十年將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非常重要的十年。
作為媒體人,要抓住這一時機,不斷地鼓勵和呼吁推動各地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像東坡文化這樣優秀的文化,媒體應該多做給力助推的工作,促進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產業。
人格思想深刻影響儋州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理事、儋州市東坡文化研究會顧問 林冠群
蘇東坡居儋三年,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思想意識深刻地影響儋州人民,儋州的民情風俗和人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以及人的品質、性格、個性等方面,都深受東坡影響。儋州民間尊師重教風氣濃厚,與東坡關心人民、關心地方教育事業的影響有關。東坡來到儋州不久就到學校去,這所學校是儋州也是海南最古老的一個公立學校。但是,東坡到儋州時,這所學校已經破爛不堪,老師還在,但學生無幾。東坡覺得很是傷感,跟老師談論國家大事,對留守學校的老師十分佩服。后來,東坡聽到鄰居小孩讀書聲音很美,還特別寫了一首詩。儋州人從古到今很重視教育,不管家庭多困難都要供兒女念書。儋州人還十分敬重老師,路上碰見老師要讓路、要敬禮,這是儋州的一個好傳統,它與東坡的教化是分不開的。
《世事一場大夢》創作于儋州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理事、湖北省黃岡市赤壁管理處文史顧問 王琳祥
蘇東坡的《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很多人認為是在黃州創作的,也有人認為是創作于杭州通判任上,這些推斷是站不住的。
此詞的創作地方應在儋州,時間為紹圣四年(1097年)的八月中秋節,其主旨是懷念胞弟蘇轍。《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創作于儋州已經有專家提出了很多依據,我認為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依據是:元豐三年的8月11日,因“烏臺詩案”謫居黃州的蘇東坡正處在乳母任氏剛剛病逝的悲痛之中,他曾在給王鞏的信中自述“文字與詩,皆不復作”。
王鞏向他求詩畫作品,他只是把僅有的寫乳母的墓志銘給他寫了出來。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在蘇東坡的乳母新葬、靈柩在堂的三五天之內,蘇東坡沒有心情來吟詩作賦,而且宋代的禁忌也不允許他寫詩填詞。因此,《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是在儋州創作而不是在黃州創作的。
政府主導、全城參與、企業化運作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副秘書長 四川眉山市三蘇文化研究院院長 方永江
蘇東坡是東坡遺址城市共同的文化平臺,要更好地發揚光大和傳承東坡文化,就要圍繞“政府主導、全城參與、企業化運作”的思路不斷推進。
做蘇東坡文化產業,必須政府主導,企業推進。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企業是主體,孕育符合東坡文化的精神產品是企業行為。
但是由于學術機構缺乏資金推進文化產業發展,所以在產業的初期階段,政府是第一位的,政府必須成為文化產品生產的主導。
全社會都應參與,因為蘇東坡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是十分熟悉而且敬仰的,他有著非常普遍的社會性。如果我們研發的產品注入更多的蘇東坡文化元素和精神的內涵,肯定會受到人們普遍歡迎的。
用愛感動儋州1000年
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 阮忠
蘇東坡在儋州只生活了3年,卻給儋州人留下了千年的感動,成為儋州的東坡文化現象。
蘇東坡到儋州后完全平和了。不再覺得海南是天涯,不再覺得儋州是窮途,而是躬耕田園、怡然自樂。他把自己融化在儋州的自然懷抱里,融化在儋州百姓的濃濃親情中。當他知道自己最終北歸故土的時候,又在渡海之夜寫道:“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海南之貶仿佛是奇絕的海南之游,滿眼都是對儋州的愛意。
蘇東坡來海南前視海南為畏途;3年后,他深愛著海南儋州。正是這種愛,1000年來感動著儋州,它超越了時空,也自然超越了儋州,感動了世界,使東坡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和仰慕。但對于儋州人來說,蘇東坡仍然在儋州,他的身影仍在人群中間閃動。我們今天這樣隆重地舉辦“東坡節”紀念東坡,就是最好的說明。這也可以說是儋州人在以厚愛回報東坡,當然,東坡對儋州的愛和儋州人對東坡的愛還會延續,歲月走多遠這愛就會走多遠,沒有窮盡。
蘇東坡是惠州文化名片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理事、廣東惠州學院教授 王啟鵬
蘇東坡是惠州文化的名片。東坡對惠州文化貢獻太大了,從歷史上來說,惠州和儋州在古代都是南蠻之地。
唐代之前、在蘇東坡謫惠之前,惠州一直都是默默無聞,就連惠州這個地名也是天禧四年(1019年)才由禎州更名為惠州,這個時候離蘇東坡貶惠才75年。
在自蘇東坡貶入惠州之后,惠州名聲大振。江逢辰詩人(惠州籍,清代)就寫了這么一首詩:“一自東坡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這說明蘇東坡是使得世人認識惠州的第一個人,他被貶到惠州之后,當時的人和后來的人才知道有個惠州。
蘇東坡把中原先進的文化、先進的耕作技術帶到了惠州,對惠州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貢獻功不可沒。
更為重要的是,蘇東坡是惠州文化的名片,是惠州走向世界的通行證。
文化產業一定要有“異味”
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理事、吉奧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華夏蘇東坡文化傳播中心董事長 堯 軍
弘揚東坡文化需要多做些實實在在的事。2011年,我打算把全國所有的東坡遺址遺居地、包括儋州的3所以東坡命名的中學、小學的校長和老師、學生代表請到眉山,開一次文化交流、展示大會,交流弘揚東坡文化的經驗。
文化產業有文化產業的一些特性,因為文化產業更多的是滿足人們的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尤其是旅游文化產業。儋州是楹聯之鄉、詩詞之鄉、民間藝術之鄉,旅游文化產業基礎、文化資源都非常好,特別有像儋州山歌、儋州調聲等全國都非常罕見的文化資源,它現在的整個狀態都還是很原生態的。
要把東坡文化的資源轉化為產業,就要想方設法加強東坡研究的現代性,尤其是在儋州。儋州是一個有著尊師重教傳統的地方,怎樣把東坡文化普及到中小學校,乃至廠礦、企業、鄉間,這就要很好地學習和借鑒先進地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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