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讀刻在石頭上的歷史密碼
瓊中上安鄉五指山東麓的”百越鎖鑰“石刻。
萬寧東山嶺摩崖石刻山景和書藝完美交融(資料圖片)
在樂東尖峰嶺腳下的“大元軍馬下營“石刻
瓊中上安鄉“一手撐天”石刻
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摩崖石刻是指人們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內容,包括各類文字石刻、石刻造像,巖畫也可歸入摩崖石刻;狹義的摩崖石刻則專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記事。
摩崖石刻不僅是有著豐富的歷史內涵和史料價值,許多摩崖石刻為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題,書法精美,具有珍貴的藝術價值。同時,這些不同年代、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石刻,或富于天然之意趣,或體量巨大、氣勢恢弘,或為名家手筆,為秀美的自然風景增加了深厚的人文內涵。
在我國的廣大風景名勝區和過去的人類活動地點,保存著許多重要的摩崖石刻,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八處,分布在山東、陜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和福建等地,字體包括篆、隸、楷、草、行等。(陳耿 輯)
在海南島中西部山區,至今還遺留著元、明、清等朝代的摩崖石刻,每一處石刻上的文字都記錄著某段往事,其中一部分訴說著封建王朝平定民間起義的歷史事實。
五指山、黎母山和尖峰嶺一帶的摩崖石刻,最是能夠讓人遙想當年,它們背后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非常值得后人去研究和挖掘。
元代:兵馬來到尖峰嶺
雄起于海南島西部山區的尖峰嶺,山體氣勢巍峨,主峰極其陡峭,繁茂的熱帶雨林,山頂的自然天池,使得這個國家森林公園蜚聲島內外。在尖峰嶺南麓一片高大的柚木林中,有一塊獨特的花崗巖巨石,上面刻著“大元軍馬下營”6個大字,左邊還有兩行小字,分別為“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和“十一日到黎婺山”。據查,這里的“黎婺山”不是今天瓊中縣的黎母山,而是指尖峰嶺,因為古代方志里曾將今天的尖峰嶺稱作“小黎母山”。這塊巨石上的石刻記載了元代與海南相關的一場戰役。
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瓊州安撫使陳仲達上書平黎策略,五月,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他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帥,率兵7200人于十月渡海,又收兵14000人,可惜不久便病死;其子陳謙亨繼續帶兵征剿,但第二年七月被召還朝,新的都元帥朱斌,“統兵深入人跡不到之處,黎巢盡空。明年甲午春,刻石五指、黎婺而還。”
對于元代軍隊對黎族發動的這場戰役,明代瓊山人、正德《瓊臺志》的作者唐胄認為:“是役也,自開郡來所未有。然計兵僅二萬一千二百人,計時雖二十六月,然實用兵才十三閱月爾。”
這是一次從海南島開設珠崖、儋耳二郡以來,從未有過的勝利,從1291年的十月到1294年的正月,時間跨度雖有26個月,但實際用兵時間只有13個月,卻收到了“得峒六百,戶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七,招收戶口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的效果,其間的1292年還建置了“屯田府”,設立了“定安”、“會同”(今屬瓊海)二縣。
這些記載在明嘉靖《廣東通志》里的史實,今天讀來仍可想見當年戰爭的規模之大,可以聞見元兵縱橫黎族村峒時的殺戮之氣。元朝的鐵蹄橫掃之后,似乎加強了對海南島的統治,然而,此接下來的元朝帝國政府對黎族百姓的壓迫和盤剝,矛盾日積月累,逐步升級,又為后來的戰爭埋下了導火線。
在東方市東河鎮中方村古鎮州城址東南方向約3里處,有一條鄉間小河———當地黎族老百姓稱之為“石字河”,河的東岸也有一處石刻———“大元軍馬到此”,沒有時間和題刻者的落款,不過當地史志工作者認為應該是元代將領朱斌等人留下的,因為那里位于尖峰嶺北面50公里,當是元兵的征剿范圍。
明初:揮師開路耿天璧
據《瓊中縣志》記載:在瓊中縣中平鎮加慢新村東面約250米處的一塊大石上,直書楷體陰刻著:“大明洪武下瓊州。耿天璧。軍民至此,開通道路。”可是記者兩度前去找尋,卻終無所獲,村民覺得石刻可能是被茂密的植被覆蓋住了。
這一摩崖石刻上沒有具體的落款時間,耿天璧是什么人?他為何到此?倒成了一個難解之謎。為了尋找這一石刻上的歷史事件,記者查閱了明代的嘉靖《廣東通志》和萬歷《瓊州府志》。
原來,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征南副將軍永嘉侯朱亮祖揮師直搗雷州,威聲所致,海南島上的元朝殘余勢力絡繹歸降,就連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陳仲達之孫、陳謙亨之子)都迅速表示愿意歸附;許多黎族首領也紛紛奔走聽命,只有“樂會小踢峒酋長王官泰頓兵不散,亮祖統指揮耿天璧等將大軍抵其地,敗走其眾。”
根據石刻上的信息,耿天璧無疑是朱亮祖的部將,他不光是驅散了黎族兵民,還開通了當地的道路。志書里提到的“樂會”,現屬瓊海管轄,瓊中中平加慢新村一帶與瓊海會山鎮交界,那里在1948年瓊中縣設立之前,一度是瓊海的轄區。
明末:多少冤魂黎母山
“宋蘇東坡題:黎婺山頭白玉簪,古來人物勝江南。春蠶吃葉人千萬,秋鵠凌云士十三。去日黃花香袖滿,歸時綠草映袍藍。荒山留與諸君破,始信東坡不妄談。曾忠重修。”這是位于瓊中縣灣嶺鎮新坡村北面2公里處東坡嶺上摩崖石刻的一部分內容,詩的左右兩側還有一些文字。不久前,記者與海南大學周偉民和唐玲玲兩位教授下鄉采訪時,在當地村民指路下發現的一處文物古跡,記得當時同行的還有原瓊中史志辦主任謝晉頎先生。
東坡嶺制高點有一塊高約3米,寬約5米的花崗巖巨石,上面自右向左陰刻了不少楷體字,但由于長期風化,多數文字已經很難辨認。第一行文字為“平黎勒石”尚可看清,但從第二行開始的“萬歷二十有七年,鄧將軍……斬一千八百有奇……”等文字便顯得斷斷續續,很難成章。落款為“萬歷歲次丁未仲秋之吉管理太平營兵務把總曾忠勒”。
石刻中間便是所謂“宋蘇東坡題”的詩句,左側則有“婺□劍聳插銀簪,百萬貔貅搗指南。□列星棋成陣八,柱標功蓋橫分三。飛鳥盡空天色白,良弓藏己裳塵藍。世平不用追風犬,猿臂勛名傍石談。平黎子曾忠和。”
同行的瓊中史志工作者謝晉頎告訴記者,按萬歷《瓊州府志》等史料的記載,萬歷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間(公元1597年至1599年),瓊山南部地區(現瓊中黎母山地區)的黎族群眾在首領馬矢的帶領下,多次發動起義,摩崖石刻上的“鄧將軍”為當時鎮壓馬矢起義的“東山游擊鄧鐘”,曾忠是鄧鐘的手下干將;明朝官軍平定馬矢起義后,曾將1800多名俘虜來的義軍將士斬首示眾,與摩崖石刻上提到的“斬一千八百有奇”是一致的;而曾忠的和詩除附庸風雅,還顯露出作為封建王朝屠殺義軍的劊子手的洋洋得意之情。
毗連灣嶺鎮的黎母山鎮政府東面約3公里處的水蕉嶺上,還有另外一處見證明朝官兵平息馬矢起義的摩崖石刻。水蕉嶺高不過100米,但山勢甚陡,荊棘叢生,上下需用1個小時。在山頂一塊正面呈三角形的花崗巖石頭上,直書陰刻一首無題的五言古詩:“澤布千秋永,功成六月奇。驅除志尚遠,遺恨早班師。”落款為“萬歷庚子溫陵莊渭揚題”。
周偉民解釋說:“詩的首句是歌功頌德之辭,稱頌皇恩澤被四方,可以持續千秋萬代;第二句交代了官兵在農歷六月里打了勝仗;第三句道出了將領們不滿足于現狀的躊躇之志,認為平黎之事任重道遠;最后一句對上級下令班師顯露出了些許埋怨之情。”
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明朝官軍在農歷四月兵分三路,一舉平息馬矢起義后,于第二年興建“水會所城”,第三年創立“水會社學”,從“平黎”轉向了“撫黎”。因此,石刻落款中的“萬歷庚子”為萬歷二十八年,即1600年;莊渭揚是當時的“瓊崖參將”,平黎主將之一。
盡管官兵成功平息了馬矢的起事,卻在黎母山制造了多少冤魂,但大明王朝到了萬歷年間,由于政治日益腐敗,起義此起彼伏,已經走向了窮途末路。萬歷皇帝朱翊鈞辭世(1620年)后24年,明朝的統治終告結束。
清代:馮子材到五指山
瓊中縣西南部、五指山東麓有個上安鄉,毗連五指山市的水滿鄉。上安原名“長安”,取意“長治久安”。
清代光緒十一年(1885年),朝廷日益腐敗無能,各地百姓難忍苛捐雜稅,居住在海南島中部的黎族和漢族此時也爆發了起義。清廷派遣當時任欽廉(廣西欽州和廣東廉州)提督的馮子材,率兵來瓊鎮壓。
撲滅義軍舉事后,馮子材上書朝廷《撫黎章程十二條》,提出在海南黎族地區開辟12條“十字”大道的設想。1886年底,馮子材的軍隊開通了北起定安嶺門(今瓊中縣灣嶺鎮),經蛇蚺峒、十萬峒、牛欄峒、喃嘮峒仕階村,然后越過五指山,南至水滿峒(今水滿鄉)的大道。第二年,為了慶祝修路之功,馮子材父子在五指山東麓的巨石上,題刻了“手辟南荒”4個大字。
有人還專門丈量過這一石刻的長寬和大小———外圍123厘米×370厘米,“手辟南荒”為橫書楷體陰刻,每字為80厘米×63厘米,上款“大清光緒十三年春”,下款“欽差大臣太子少保督辦全瓊軍務欽州馮子材志、三品御廣西即補榮知府子相分省遇缺盡先前華統兵平靖客黎各所勒此并志”。
在上安鄉仕階村附近,還有馮子材的幕僚或屬下題刻的“百越鎖鑰”、“巨手擎天”和“一手撐天”等摩崖石刻;此外,在仕階村東邊小溪的一塊石頭上,尚有一些由于受到風化而比較模糊難辨的文字:“皇清光緒,丙戌丁亥;馮帥戡黎,收回化外。前有海瑞,后有馮公;通道設縣,志繼剛峰。三公五郎,整軍經武;各領偏師,開疆辟土。誓清瘴海,深入不毛;馮家勛業,五指同高。”
石刻中提到了明代的海瑞,其中“剛峰”是海瑞的號。海瑞曾在《治黎策》(又作《平黎策》)中,強烈呼吁朝廷在海南島黎族地區“開通十字大路”,設立州縣,遷徙民眾,互相滲透,以達到順服王化的目的,并堅稱“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馮子材的主張雖與海瑞的略有不同,但其幕僚卻樂于將馮子材與海瑞相提并論,且不乏歌功頌德之詞。
而在五指山南麓的水滿鄉,有一個叫做“沖門頭”的小山村,村子附近有個“雅賓坡”,坡上有塊巖石,上面自右向左橫刻了“仙掌云開”4個大字,其有右側直書“大清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嘉平既望,開路告成,勒于山麓”,正下方是勒石者“淮南方長華”等人的名號。從這處石刻的時間和地點判斷,它應該與五指山東麓的摩崖石刻群處于同一歷史背景,都是對馮子材軍隊開辟道路的記錄。(記者 陳耿 特約記者 尹秋艷 黎大輝 孫體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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